電影
這是一部法國劇情片，描述十九世紀末，巴黎軍政府第一作戰委員會宣判陸軍上尉艾佛瑞·德雷福斯 (Alfred Dreyfus) 叛國罪名成立，並且在軍校廣場，極其羞辱的儀式撤除他的軍階，移送法屬圭亞那監禁。陸軍中校喬治·皮克卡 (George Picquart) 接掌情報科，認為德雷福斯的叛國罪名疑似毒樹果實，尤其關鍵物證的瑕疵足以翻案，不過陸軍高層聯合壓制，命令，扒糞，降調，中校並沒有因此放棄伸張正義，在一次非正式會面時把消息透露給藝文界的朋友，文學家左拉願意撰文揭弊，於巴黎震旦報刊登’我控訴’一文，輿情浪潮迫使軍政府重新開庭審理…
‘J’accuse’ (2019)，改編自英國知名作家 Robert Harris 的小說 ‘軍官與間諜’，Roman Polanski 導演，Jean Dujardin, Louis Garrel, Emmanuelle Seigner 主演。故事本身就是法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冤案 – 德雷福斯事件，官官相護，社會腐化，然後勇敢的人站出來伸張正義，電影版規規矩矩的再講一遍歷史故事，是一部老派作風的片子。
特別介紹：‘J’accuse’ 這部片獲得 2020 年法國凱薩獎最佳導演、最佳改編劇本、最佳服裝設計，2019 年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（銀獅）。
J’accuse (2019)
J’accuse／我控訴／An Officer and A Spy／軍官與間諜
小額斗內 小額大心
聽說骷髏去酒吧
點了一杯酒
和一支拖把
雨木觀後感
德雷福斯事件
Roman Polanski 導演作品，編、導、演都是高水平，確實精彩，不過精彩又怎麼樣呢？如果記憶可靠，這部電影引發爭議，凱薩獎揭曉最佳導演時，Adèle Haenel 離席抗議，憤怒的第一槍，那片森林當然是鳥獸散，貌似很多國際影人開始選邊站，但似乎只有反對的那一邊才是政治正確，準確的說，不反電影反導演，原因自然和他的性醜聞有關，而我在思考該如何描述這部片的觀後感，其實獨立文字工作者相對自由，本當暢所欲言，可是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，這種詭異的矛盾應該是初老症，以前不在乎的東西必須再三斟酌了。碰巧前幾天看到 Pierce Brosnan 接受衛報專訪，有關他卸任第七號情報員之後的得與失，類似小小回憶錄，我知道該怎麼說了。
‘J’accuse’，電影故事來自小說，小說源自法國近代史上的德雷福斯事件，左拉撰寫 ‘我控訴’ 一文，這位將軍失職，那位部長縱容，控訴名單包括法國陸軍滿天星，概念類似 ‘審死官’ 裡面的宋世傑，一告山西知縣，二告山西布政，三告廣州知縣，順便連八府巡撫一塊告，表示一件冤案隱含整個體系出了問題。
說到冤案，不公不義於是伸張正義，代代人都喜歡這樣的故事，德案屬於典型冤案，定罪的關鍵證據疑似毒樹果實，如果可以證明那棵樹無毒，翻案值得期待。
這件冤案的關鍵物證是一張字條，被告親筆寫下軍事機密發給德軍，他們說這叫外患罪，也就是戲劇最愛用的叛國，出門左轉搭船直送魔鬼島，關到有人想起來再說。我個人覺得片子描述定罪的過程很有意思，當時的犯罪鑑識專家貝蒂榮比對字跡，嚴格來說他是人類學家，找他比對字跡有點疑慮，也許一百年前就很流行斜槓，更別說本業相當權威，類似名醫治百病的概念。貝先生說得妙，我忍不住跟你分享他的調查報告，被告的字條放大一百倍之後，如同攤在科學的太陽下，陰謀無所遁形，被告使用描圖紙臨摹自己的筆跡，故意加了小變化，所謂故佈疑陣，看起來不完全是他的筆跡，其實就是他親手寫的，所以罪證確鑿，換句話說，如果字條上是被告的筆跡，他叛國；如果字條上不是被告的筆跡，他同樣叛國。
真實歷史也好，藝術創作也好，總之片子在這裡使用黑色幽默描述德案最關鍵的物證有瑕疵，那種哭笑不得的感覺，百年前出現過，百年後繼續發生。換個角度看，法庭上有這麼一回事，政治上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比對字跡是整部片最輕鬆的情節，畢竟這是一則嚴肅的歷史事件，甚至還有傳聞導演企圖借古諷今，抒發自己多年來的冤屈，自然不能從頭到尾充滿笑料。我個人覺得這份企圖可以在片子裡看到蛛絲馬跡，比方說一開場軍校官士兵全員到齊，罪人被帶到廣場中央，拆他的官階，拔他的胸章，斷他的軍刀，片子花了不少時間處理這些細節，百般羞辱一名軍人，換作一般市民，違反公司保密協定、競業條款之類的，離職時集合全體同仁，摔爛他的手機，拔掉他的識別證，還有門禁卡清脆的斷裂聲，我們自問，有必要羞辱成這樣嗎？依照這部片的政治意圖當然有必要，儀式做好做滿做全套，才能反映當事人承受多麼大的冤屈，換句話說，電影導演拍片為了澄清自己是無辜的，這一步就像一腳踏在門檻上，出門或進門很難說，但是表達幾十年來他很委屈，這一點雪白閃亮，他有資格，而且有才華這麼做，無獨有偶，這麼做能夠說服多少人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前任 007 Pierce Brosnan，我心中的末代情報員，還記得自己學生時代抱著十幾捲 007 影帶回家研究，應該找時間浣一浣他的春秋。
繳回殺人執照之後，Broasnan 演過一部電影名叫 ‘the Ghost Writer (2010)’，他演虛構的英國首相亞當·朗，醜聞，陰謀，戰亂罪，權力人物該有的祕密幾乎蒐集齊全，只差沒明講那在影射東尼·布萊爾。和本片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有什麼關係呢？同一位原著作者，同一位電影導演，所以那篇專訪有點離題又不會太離題，問了一下 Brosnan 與 Polanski 合作的經驗，然後圖窮匕見，如果十年後的現在給你選擇，你還會接拍波蘭斯基導演的片子嗎？他說當年是以電影從業人員的態度，好的劇本，有才華的導演，所以合作，十年前後大環境不一樣了，然而十年前後大環境不一樣了，現在要他選擇，答案是不知道。我想，這就是我看這部片的觀後感…
戲劇世界裡的勇者，情報長皮克卡，文學家左拉，伸張正義毫無懸念，他們沒有立刻送進巴黎萬神殿供後人瞻仰，還得過一段苦日子，逃到英國避難的日子，那都是伸張正義的代價，在這裡被淡化是可以理解的，畢竟好故事不必中肯，相信就夠了。而現實世界裡的勇者，但願上天眷顧，讓我們這輩子多得幾個吧，因為伸張正義就是良心發現，做一件事，愛一個人，忠於自己的意志，多麼美麗的童話啊，好像有選擇其實別無選擇，有時還得逆向選擇，因為最難的不是看得見的善惡曲直，而是看不見的環境，氛圍，社會觀感，主流意識，隨你挑一個講，這些無形的力量企圖直接或間接封殺一個人，就像彈指一樣輕鬆，比方說片子裡的陸軍中校，白天打冤案，晚上婚外情，既然站出來向太陽怒吼，很帥是吧？那麼隱私也一併攤在太陽下，祕密情人 Emmanuelle Seigner 一句現在怎麼辦，幾個英雄不氣短？又比方說就影論影，波蘭斯基導演的片子確實有水準，縱然現在看來敘事四平八穩，老派作風，但是注重故事本位，明星其次，也曾在好萊塢當過所謂的新派，如今面對 METOO 這樣的浪潮，如果有人像法國凱薩獎一樣給這部片三個讚，想像一下什麼下場，所以現在開始效法左拉嗎？我控訴主流意識追殺異端，我控訴社會觀感矯枉過正，不是這樣的，連我自己都想吐掉昨天的午餐。
我看到的世界是同捆的，凡事就愛綁在一起看，從來不是一碼歸一碼，不小心犯了同捆規定，直接退後卅碼，或者退到場外自己玩沙，於是偉人教我們該怎麼辦，要嘛媚俗，要嘛孤獨。你知道嗎，偉人是不會錯的，不過偉人的建議只會出現在小筆記本的邊緣，因為那是我們永遠到不了的境界，所以永遠需要被提醒。比起天涯海角，我嚮往到得了的地方，只有在認清世界的前提下，獨立思考才有意義，尊重伸張正義的人，哪怕明天進辦公室繼續看他被孤立，自己心裡留一盞燈，先烈就不算平白犧牲。接納自己的普通，妥協現實並不可恥，同樣在心裡留一盞燈，提醒自己潛龍勿用。就這樣把責任和疑慮推得一乾二淨，只為了保持清醒，繼續認得鏡子裡的自己，相信那些會發生的注定會發生，屆時已經最好準備，低調所以踏實，踏實於是幸福。（2020-07-10）
雨木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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